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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嘉林
《左衽吟：华夏衣冠民族精神之管窥》连载
本节相关研究，主要为参考复旦大学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进行复述，并对部分史料内容和出处进行扩充和巩固，用以说明明朝初期根深蒂固的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都有哪些具体表现，进而帮助读者理解左衽出现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按学术研究和文章写作的正常标准，是不能过多地参考他人研究内容的，可将其作为附录置之文后，否则即有学术不端之嫌，但为了更好地说明观点，笔者还是决定于正文叙述。）
辽、金、元是由北方游牧民族侵略建立的政权，给中国社会从政治、文化、生活、服饰、思想等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和破坏，张佳总结当时士人价值观扭曲反应有：
1）攻宋虏夷
“趸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176]
显示了当时女真政权所进行的部分汉化，及为展示统治中原的合法性而自诩“华夏正统”，将宋视为不如蛮夷的思想心态。
1274年（至元十一）蒙古伐宋檄文枚举宋相贾似道之罪，其中有“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之语，直指南宋为“夷”而尊蒙古为“夏”：
檄（节选）
世皇下江南檄，枚举贾似道无君之罪，宋国臣民其不诚服者与。其文曰：“宅中图大，天开一统之期；自北而南，雷动六师之众。先谓吊民而伐罪，盖将用夏而变夷；欲制江浙以削平，极汝海隅而混一……”[177]
儒士徐世隆、孟祺在上给蒙元的贺表中称南宋为“岛夷”“三苗”“蛮夷”：
▲明末修德堂刊本《元文类》：徐世隆《东昌路贺平宋表》
徐世隆《东昌路贺平宋表》节选
钦惟皇帝陛下至德体元，中华开统。美化既东西之被，兼爱岂南北之分。初建文臣，播告方国，昭示包荒之量，绝无陵弱之心。弗图岛夷辄拘使节，诱纳我叛将，盗据我历城，虽就鲸鲵之诛，尚遗蜂虿之毒。蠢尔三苗之弗率，命予群后之徂征。一鼓而定荆、襄，再驾而降鄂、岳。蕲黄面缚，江汉心归。[178]
▲明末修德堂刊本《元文类》：孟祺《贺平宋表》
孟祺《贺平宋表》节选
臣巴延等言：国家之业大一统，海岳必明主之归；帝王之兵出万全，蛮夷敢天威之抗。始干戈之爰及，迄文轨之会同。区宇一清，普天均庆。钦惟皇帝陛下道光五叶，统接千龄，梯航日出之邦，冠带月支之国。[179]
身为儒官的国子司业同恕（1254-1331年)，则在元朝官员王世贞的墓志铭上称宋廷为“虏”，称降元宋将为“虏将”。[180]
刘因《渡江赋》节选：
遂超大河，横八荒，跨北岳，溧九阳。南极破而朔风烈，长星灭而北辰张。继继承承，臣僕万方。其威益振，其武益扬。卵压中原，势开混茫。蠢尔蛮荆，何痴而狂！自取征伐，孰容尔强？今乃提天纲，顿地纮。竭冀北之马，会天下之兵。衔枚疾走，摄号而南行。然后骈部曲，列校队。縂元戎，誓将帅。横坚阵于高冈，招胜风于大饰。[181]
张佳认为：理学家刘因奉“周程张邵朱吕”之学为圭桌，将与自己有相同文化传统的南宋视为蛮夷，正是金、元北方士人“夷夏”观念变异的反映。[182]
2）北投元廷
元末明初，士人纷纷以北投或自残或自杀示不仕朱明之决心。元末割据混战时就有不少南方士大夫北上投奔“正统”蒙古朝廷，江西婺源汪同（？-1362年）被朱元璋部将邓愈诱捕“抽刃欲自刺”，伪降后又舍弃在金陵为质的妻子而潜逃，北上投奔元将察罕贴木儿[183]；浙江平阳陈高（1315-1367年，字子上）在朱元璋征服浙江全境后前往河南加入元幕府，“论江南之虚实，陈天下之安危”，为夺回江南献策[184]；遗民诗人戴良（1317-1383年）投奔扩廓贴木儿未果，为躲避明朝征辟，晚年更名隐居，最后在金陵“以老病固辞，颇忤旨”至死[185]；浙江青田林谏在元廷官至后部侍郎，明军进逼大都时将侄儿遣还故乡，自己则追随元帝遁北[186]……
曾割据川蜀的明玉珍在给朱元璋的信中批判当时汉人为元廷效力：“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187]朱元璋回忆收复中原时汉人追随元帝北上的情形：“未几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复我汉人，朕遂为生主。当是时，汉人弃丘陇，从胡人为中国仇者，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188]到明朝开国十年后，仍有蔡子英抱着“臣之仕君，犹女之适人，一与之醮，终身不改”的愚忠观点，因“思旧主”而“忽一夜大哭不止”，朱元璋无可奈何，“知其志不可夺，敕有司送其出塞。”[189]
3）寄迹缁羽
寄迹缁羽指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隐入山谷、混迹释道，价值观普遍扭曲，终生不效明廷。元恭政黎铭元亡后“逃入王宫谷为道士，后还俗为闻喜县社学师，今为儒学误导，常自称老豪杰，讪谤朝廷。”[190]文学家揭傒斯之子揭汯，曾航海北上与陈高共事于扩廓帖木儿幕中，元亡前“授秘书少监，未任而国事去”[191]，后隐居四明山，“假榻僧房”[192]以终。江陵人韦清曾独自航海至大都“陈便宜二十事，上不报，徒步回江陵故里”。朱元璋欲聘其为官，韦清“力乞骸骨侍亲，遂落魄金陵市中，以诗酒为事。母死后，服道士服，游五岳名山云。”[193]
曾抵抗红巾军的金观祖（1318-1373年）坚辞朱元璋部将征聘而隐居，还“暇日惟哦叠山谢山先生唐绝句诗评，有不胜感慨者矣”[194]，自以南宋遗民、爱国诗人谢枋得（1226-1289年，号叠山）为榜样，却不知谢是民族英雄而抵制明廷只是对蒙元愚忠。
其他如焦白、张宪等，他们都对北元复兴尚怀期待[195]。可见元季士人只知愚忠而忘民族气节，忽视了孔子所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和后世所注“夷狄虽有君长而无礼义，中国虽偶无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礼义不废”[196]。
4）力绝征聘
更夸张的是，元明之际为不少士人为拒绝朝廷征辟而选择自尽，如学者郑玉（1298-1358年）坚辞无果后绝食7天而悬梁自尽[197]，苏州马玉麟（？-1367年）“仰药而卧……寻卒”[198]，永嘉陈达（1322-1375年）在明军攻克温州时自杀未果，后又“闻有荐之于朝者，遂却药不御而卒”[199]，曾任元廷南台御史的韩准（1299-1371年）隐居乡里，“及病甚，遂不服药以终”[200]，将乐县典史林士志（1301-1370年）“将谒选京师”而“病不服药，三日而卒”[201]。
不少士人为保全愚忠名节而称疾或侍老，如汴梁钟律、闽县吴海；还有蒙元遗民不惜自残，如贵溪夏伯启叔侄“人各截去左手大指”，朱元璋在《大诰三编》中记载对话，指其“去指不为朕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202]；
被迫仕明的士人也心存芥蒂，如苏辙九世孙苏伯衡称赞抛妻弃子、投奔北元的陈高“识轻重”“真贤乎”的深明大义而“乡里与有荣耀”，讥讽钱用壬等人仕明“为乡里羞”。[203]钱穆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中还揭示了更多明初官员对蒙元的怀念。[204]
5）不奉明朔
以出亡塞外的北元为正统的观念在明初士人中并不少见，大量遗民不书洪武年号，用看似委婉、实则决绝的纪年方式表达对新政权的排斥。篇幅原因，可参阅《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此不赘述。[205]
6）逸民拒仕
儒家知识分子向来以“修齐治平”为追求，怀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功业理想，但宋元易代之惨烈、元朝对儒家的压制，几代读书人在抵抗异族失败的绝望或因科举中断和压缩导致的入仕无望中度过一世，诗文词赋与山野田园成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导致士人原本的价值观被磨灭。逸民就是指因这些缺乏政治热情而疏远权力、游离政治之外的士人。
不同于遗民，他们在元代即以避世为处事准则，儒家出世入仕的观念渐被遗弃，他们无论对蒙元、朱明，无论正统、僭伪，一概不就，是一个更为庞大和常态的旁观者群体。[206]
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仍习惯于远离朝廷和公共事务，其不积极、不配合的态度使得和朝廷关系紧张，这类士人又为数众多，使得急需读书人治理天下的朱元璋大为不解和光火，发出“朕君天下十有三年矣，意野无遗贤，虽夙夜孜孜以求贤，贤何弗至？”的感叹。[207]
7）收继婚俗
收继婚与华夏伦理冲突最为严重，本是周边民族基于落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文化而存在的婚姻方式，分为异辈收继（如子收父妾、侄收叔伯母）和同辈收继（如弟收兄嫂、兄收弟妇）两种类型。著名的有王昭君先嫁匈奴呼韩邪，后又嫁呼韩邪之子雕陶莫皋，清顺治帝的董鄂妃原系顺治弟襄亲王之妻。收继婚导致各种伦理冲突和家庭失和，如子盼父死、嫂盼兄亡、禁锢女性人身和婚姻自由、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等。华夏最迟在周代即已脱离收继婚俗。
金国统治时期，女真婚俗深刻影响了北方汉族，甚至汉人的收继婚被当时的法律所允许，成为汉族民间的婚姻惯例；及蒙古占领华北，就有汉人在诉讼中要求按金俗实行收继。至元八年（1271），汉人收继婚得到元廷法律的正式承认。蒙元侵占全国、亡宋仅6年，收继婚俗开始南渐，南方汉族即有仿效蒙古习俗、收继诸母者。《元典章》收录的3件南方收继婚诉讼案都位于原南宋统治核心区域，向来是儒学发达的江南，可见其流行程度。此种落后风俗显然已成其维护个人私欲的制度保障，华夏婚俗倒退到最少1700年以前的状态。[208]
今有兄死未寒，弟即收嫂，或弟死而小弟复收。甚而四十之妇而归未冠之儿，一家骨肉有同聚麀。兄方娶妻，而弟已有垂涎其嫂之想，嫂亦有顾盼乃叔之意。妻则以死期其夫，弟则以死期其兄，闺门之丑，所不忍言。旧例止许军站续，又令汉儿不得收，今天下尽化为俗矣！若弟可收嫂，则侄可收婶、甥可收妗、子可收母、伯可收弟妇，但有男女之具者，皆可为种嗣之地，纵意所为，何所不至？此风甚为不美。[209]
朱元璋在著名的《谕中原檄》中也批评了这种恶俗：
自是以后，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210]
《大明律》对收继婚也作了严厉的处罚规定：“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211]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对比唐、明两代时还称此“殊嫌太重”[212]，实际上这一规定被《大清律》完全沿用。[213]
8）奉元正朔：朱元璋的低头和妥协
其实，朱元璋对蒙元不同于以往正统朝代的本质有深刻认识，他在著名的北伐《谕中原檄》中指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214]
洪武元年（1368），因孔子后裔孔克坚推病不见新皇帝，朱元璋致信为“奉天逐胡”的北伐和自己称帝的合法性辩护：“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教，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215]
在给周边及海外诸国国书中，朱元璋反复强调元明易代属于“夷夏变革”：
自有宋失御，天绝其祀，元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殒绝其命。华夷扰乱十有八年……其间西平汉主陈友谅、东缚吴王张士诚、南平闽粤，戡定八番，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复我中国之旧疆。[216]
谕占城：
朕之遣使正欲报王知之，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遣使以报。[217]
谕爪哇：
中国正统，胡人窃据百有余年，纲常既隳，冠履倒置，朕是以起兵讨之。垂二十年海内悉定，朕奉天命已主中国，恐遐迩未闻，故专使报王知之。[218]
谕日本2次：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219]
粤自古昔，帝王居中国而治四夷，历代相承，咸由斯道，惟彼元君，本漠北胡夷，窃主中国，今已百年，污坏彝伦，纲常失序，由是英俊起兵，与胡相较，几二十年。朕荷上天祖宗之佑，百神效灵，诸将用命，收海内之群雄，复前代之疆宇，即皇帝位，已三年矣。[220]
谕吐蕃：
昔我帝王之治，中国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靖。向者，胡人窃据华夏百有余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兴愤？比岁以来，胡君失政，四方云扰，群雄分争，生灵涂炭。朕乃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使者至吐蕃，吐蕃未即归命，寻复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往招谕之。[221]
盖自胡元入主中国，衣冠变为左衽，正音转为侏离，彝伦攸斁，人尽胡俗。仰惟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肇修人纪，扫胡元之陋俗，复华夏之淳风。去异服，而椎髻不得以乱冠裳之制；禁异言，而胡语不得以杂华夏之音。有余百年，国不异政，家不殊服，斯世斯民复见唐虞三代文明之盛，实我列祖之功也。[222]
为取得遗民和逸民的认同，朱元璋不得不向更多读书人低头妥协，委曲求全，以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为标准——承认蒙元为正朔，不断称赞元朝，由“元承宋制”引出“明承元制”，进而获得遗老遗少的支持与配合，最终逐渐树立明朝的正统性和读书人的认同感。
难以想像，朱元璋面对初期读书人不配合时的无奈和无力感。杀伐果断的历史强人尚且如此，普通官员、士人和老百姓就更难拒绝金元野蛮统治的恶果，甚至甘之如饴，沉浸于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只有全民族恢复正常的文明观、夷夏观、民族观，并逐步恢复中华文化和习俗，此类现象才能得到根本遏止。
张佳在《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指出，明初开国正当急需士人参与政权建设之时，士人却或因效忠元廷而变身遗老拒绝出仕，或因留恋田园而甘为逸民高卧不起，明廷与士人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在此背景下，明太祖一方面向士大夫做出妥协，对元末起家的历史进行重新改造和诠释；另一方面，又借助儒家意识形态中的“夷夏”理论，在“用夏变夷、稽古为治”的旗号，通过各种社会改革来塑造国家的正统形象，试图借此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与士大夫的认同。[225]
综上，明朝之所以出现左衽，其流行程度远甚以往汉族主政时期，若放在中华文明遭受磨难、发展曲折的千年大背景下考察，也就容易理解了。服饰胡化、左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苦难和不幸，但中华人种和文明没有毁灭又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这是此“大幸”的后遗症和代价。
本章从史实和逻辑角度说明：左衽只是更大灾难被成功避免后的缓冲和代价，但依然是灾难的体现。另外一面，明朝左衽服饰的逐渐减少也证明中华文明有强大的纠偏、更正和继续发展进步的能力。
[176] （金）刘昂：《上平西·泰和南征作》，（金）刘祁：《归潜志》卷4，中华书局1983年，第32页；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第71页
[177] （元）陶宗仪编：《南村辍耕录》卷1，中华书局1959年，第16-17页；《丛书集成初编》第218册，商务印书馆影印津逮秘书本，第30页
[178] （元）徐世隆：《东昌路贺平宋表》，（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16，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第201页；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辽文存、金文雅、元文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3页
[179] （元）孟祺：《贺平宋表》，（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16，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第202页；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辽文存、金文雅、元文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180] （元）同恕：《王世英墓志铭》，见王久刚：《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第65页。
[181] （元）刘因：《静修续集》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72页
[182]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183] （明）赵沪：《汪同传》，（明）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58，《四部丛刊》2050册影印明嘉靖六年卢焕刊本，无页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67-368页。
[184] （元）揭汯：《陈子上先生墓志铭》，（元）陈高：《不系舟渔集》卷16附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73页上
[185] （明）赵友同：《故九灵先生戴公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卷30，《丛书集成初编》第2097册，第429页；《四部丛刊》1490册影印明正统戴统刊本，卷30倒数第2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607页。
[186] （明）蒋一葵撰：《尧山堂外纪》，《续修四库全书》第11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4页上
[187] （明）杨学可：《明氏实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第9页
[188] （明）朱元璋：《祭平章李思齐文》，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9页
[189] 《明太祖实录》卷110，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1833-1836页
[190] 《明太祖实录》卷146，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2291页
[191] （元）戴良：《袁廷玉传》，《九灵山房集》卷17，《丛书集成初编》第2097册，第262页；《九灵山房集》卷27，《四部丛刊》1490册影印明正统戴统刊本，卷27倒数第7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75页。
注：《丛书集成初编》为卷17，《四部丛刊》《四库全书》为卷27。
[192] （元）戴良：《袁廷玉传》，《九灵山房集》卷15，《丛书集成初编》第2097册，第227页；《九灵山房集》卷23，《四部丛刊》1490册影印明正统戴统刊本，卷23倒数第8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529页。
注：《丛书集成初编》为卷15，《四部丛刊》《四库全书》为卷23。
[193] （元）杨维桢：《韦骨鲠》，（明）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前编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6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上
[194] （明）黄枢：《故徽州路婺源州同知金公行状》，《后圃黄先生存集》卷4，《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564页
[195] 限于篇幅，此不赘述，详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26页。
[196] （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3，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1页
[197] 《元史·忠义传》记：
十七年，大明兵入徽州，守将将要致之，玉曰：吾岂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亲戚朋友携具饷之，则从容为之尽欢，且告以必死状，其妻闻之使语之曰：君苟死，吾其相从地下矣！玉使语之曰：若果，从吾死，吾其无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缢而死。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2000年，第2963页。另参考刘祥光：《从徽州文人的隐与仕看元末明初的忠节与隐逸》，《大陆杂志》1997年第94卷第1期。
[198] （明）佚名：《东皋先生诗集》附录东皋先生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3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4页；另见（清）阮元辑编：《宛委别藏》第10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55页。
[199] （明）苏伯衡：《故元翰林侍讲学士陈公墓表》，《苏平仲集》卷13，《四部丛刊》1536册影印明正统壬戌刊本，无页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784页。
[200] （元）吴海：《无故资政大夫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韩公权厝志》，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201] （元）吴海：《故前将乐县典史林君墓志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4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202] （明）朱元璋：《大诰三编》第十秀才剁指，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02、703页
[203] 苏伯衡连篇累牍地称赞陈高（字子上）：
呜呼，子上真贤乎哉！钱用壬、傅子敬、赵时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进士也，……卒之殒身忘家，坟墓无主，而为乡里羞。然则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虽客死山东，然丧？以礼坟墓，妻子皆无恙，而乡里与有荣耀。
（明）苏伯衡：《跋陈子上书》，（元）陈高：《不系舟渔集》卷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74页下
[204] 参阅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年，第77-171页
[205] 详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35页
[206] 详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43页
[207] （明）朱元璋：《初诏宋讷敕符》，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44页
[208] 详见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5-128页
[209] （元）郑介夫：《太平策》，（明）黄淮、（明）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67，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影印永乐十四年内府刊本，第9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永乐十四年内府刊本，第925页
[210] 《明太祖实录》卷26，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402页
[211] （明）刘惟谦等撰：《大明律》卷6婚姻。另见（明）应槚撰：《大明律释义》卷6，无页码；（明）李东阳等纂，（明）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63，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刊本。
[212] （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14，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第294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45页
[213] （清）《大清律例》卷10户律·婚姻，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郑秦、田涛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编》第1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80页
[214] 《明太祖实录》卷26，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401、404页
[215] 《明太祖实录》卷31，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549-550页
[216] 《明太祖实录》卷37，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749-750页；[朝]金宗瑞、郑麟趾等编撰：《高丽史》世家卷41，太白山史库本
[217] 《明太祖实录》卷39，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786页
[218] 《明太祖实录》卷39，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786页
[219] 《明太祖实录》卷39，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787页
[220] 《明太祖实录》卷50，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987页
[221] 《明太祖实录》卷42，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827页
[222] （明）《皇明条法事类纂》卷22，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88页
[223] （明）朱元璋：《大诰序》，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6页
[224] （明）朱元璋：《大诰序》，钱伯城、魏同贤、马樟根主编：《全明文》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87-588页
[225] 张佳：《新天下之化——明初礼俗改革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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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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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