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嘉林
1488年,朝鲜官员崔溥(1454-1504年)乘船遭风暴,漂流至浙江台州,登陆后一路向北。他在《漂海录》中记述了明弘治初年的服饰风俗,其中江南妇女穿左衽,通州以北才是全部右衽:
直到将近100年后,朝鲜使臣赵濈(1568-1631年)在朝天录中对当时仍有的服饰左衽情况表达不解:“女子且有左衽者,岂齐鲁遗风有左衽之俗耶?怪哉怪哉!”他在山东其所见女子服饰:“女子则裹着胸背,中着短狭衣或襦衣,表着色段长衣,左右分衽,袖阔尺余。又着色裳,必以单袴,必以色段为之。”[155]
明朝尚未建立时,朱升就作赋称颂朱元璋“复神州于腥膻,洗jìn胡尘,辟乾坤于再造”[156],更用“左衽”表示衣冠的对立面:
但改衣冠并非一帆风顺,此后至少60多年间,仍有孔子像左衽而不能禁绝。史料不完全记载如下:
早在宋朝开禧二年(1206),岳珂随军北伐至涟水,见军学宣圣殿“像设皆左衽,相顾浩叹”[162],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设“左衽”一节,其中记:
也就是受金人影响的左衽像直到明朝经过多次明旨而未能很快改正,使得顾炎武发出夷俗难革感叹。
由于明朝统治中心北移,受到王法约束更少的民间特别是南方在更长的时间内仍然穿着左衽,更正过来需要更长时间也就不奇怪了。大约或至迟到嘉靖时期,孔子像左衽问题才基本纠正,例如清代朝鲜使者李德懋观察发现明朝嘉靖年间塑孔子像纠正左衽“甚得其正”,并对比了金国统治时和清代康熙时的圣贤塑像:
到明朝后期,左衽更加少见,万历年间萧大亨在《北虏风俗》中对蒙古风俗的记载:“夫披发左衽,夷俗也。今观诸夷,皆祝发而右衽。”[168]说明当时北方边塞民族的服饰已变左衽为右衽了。
▲《应急知识中学读本》介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对象通常是人类个体,但也可以应用于群体;考察其形成条件,对于社会或民族整体,也可化用类似概念——①当一个民族付出极大代价(如牺牲无数英烈和民众后)仍然无法阻止所遭受暴力侵害和野蛮统治而②被迫放弃抵抗后,③幸存的人们在压迫与奴役下,就只能适应、顺从、依赖,甚至④因存活和惯性反应而产生感激、忠贞、协助,并和侵略与统治者成为命运共同体。
可以说,辽、金、元代宋对中华文化造成的一系列恶果,非常符合这一逻辑特征和发展趋势;这也能较好地解释以包括左衽和收继婚在内的蛮族习俗在汉族社会流行的原因。
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概念应用于群体和民族,虽然这是笔者2017年自主、独立提出的观点,但后经查阅相关学术资料,在笔者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观点,例如——
2010年北地舞人的《帝国启示录:经济视野下的历史变迁》一书明确指出:
2011年厉震林的《导演的律动:华语电影、实验影像和作者电影研究》:
朱元璋政权花费数十年时间才逐渐更正,但仍不彻底,服饰的胡化就未能很好地纠正。
[154] [朝]崔溥:《锦南漂海录》卷3,[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97-599页;[朝]崔溥:《漂海录》卷3·弘治元年六月初四日,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线装书局2002年,第193页
[155] [朝]赵濈:《朝天录》1623年闰10月20日条,[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12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30页
[167] [朝]李德懋:《入燕记(上)》:《青庄馆全书》卷66,[韩]林基中主编:《燕行录全集》第57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31页;《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07页上;韩国古典综合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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