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服大讲坛第二期摘要|周星教授谈汉服运动与“中式服装”百年实践

2006年5月，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在国务院新闻办记者招待会上说：“有些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提倡穿汉服，但是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装是能够真正成为代表中国的服装，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惑。总体上我的观点是，吃饭也好、饮食也好、穿戴也好，各有所爱，百花齐放，都是他个人的事情。但我也衷心地希望我们能够创造出广受大家欢迎的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

由此，可看出国家对于中式服装的态度：

中国人的民族服装仍是一个困惑

国家尊重人民衣着的自由

但也推崇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服装

对“中式服装”的期待：

希望在中式服装的谱系中，确认汉服的地位

希望为汉服运动探索一个前景或出口

“汉服圈”的消解才是汉服运动真正成功之时

研究汉服和汉服运动，不能只就汉服和汉服运动来讨论，否则，就会内卷

应该讨论汉服与中式服装谱系的关系

应该讨论汉服与国人服装生活、服饰民俗的关系

应该讨论汉服运动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关系

民众服装生活空前混乱与多元：“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但同时，这也预示着新的中国人形象呼之欲出……

时代特征：

1）服装生活的西装化/短装化趋势

2）服装的自由化/时装化

3）辛亥革命前后：昙花一现的“汉衣冠”

4）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促使复兴“汉衣冠”思潮消退

从工业革命的影响、到清末维新和辛亥革命后的易服需求，社会广泛认为，民国新服制应取大同主义、平等主义，学习西方的简便方式，采西式。并且，“易服”诉求积累的张力被“剪辫”运动释放。同时，积贫积弱的新兴国家，缺乏全民换装的经济实力。民众艰难的生计很难支撑汉服，尤其是深衣玄冠、峨冠博带的造型款式。绝大多数民众已将长袍马褂视为理所当然。

中华民国：易服不再只是民间实践，还成为政府施政环节。通过确立新服制建设国家形象、提振民气、推动社会更新。

民国政府的探索之路：礼服，官服，常服……

中式服装和西式服装的并置：

具备明显的西洋化和国际化色彩。但服制非常清晰地确立了传统服饰的地位，亦即将长袍马褂和对襟的上衣下裙和西服并列，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国之“中式服装”的诞生。

长袍马褂明确为国民礼服，有助于改变将其和辫子、缠足一起视为落后、愚昧之表征的认知，形成“中式服装”的正面印象。在和西服的对比、参照中，“中式服装”具备了不同于清朝以前以等级制和皇权至上的服饰制度的全新意义，亦即它是新的民族国家致力于建构新的国民文化的一部分。

民国服制对学生制服较为重视，在建构新的国民形象之际，男女学生形象容易引起关注。从相关规定看，接受了来自军服和西式服装的影响。

中山装的形制偏属于西式，但风格和寓意无疑属于中式，此种中式属性的获得主要来自承载的寓意和象征性。后来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短装，中国男性也因此实现了从袍服向短装化的彻底转变，正是由于亿万国民的穿用实践，最终才使它成为影响世界的“服装”之一。

平民的穿着实践：中式服装的西化（旗袍）

基于自下而上的穿用实践，现代旗袍是中式服装西洋化的范例。现代旗袍主要从城市女性的穿着实践中自发产生，以消费社会的发展为背景，最终由各界女性的穿着实践所完成。

现代旗袍与传统旗袍：

现代旗袍在款式上源于传统旗袍。但它们是两种服装。传统旗袍早自清末就受到西式连衣裙影响并逐渐发生改进。款式特点是贴身、合体、适度裸露（通过开杈），并凸现女性“三围”等身体特征。这是对传统女装的挑战，内涵着新时代女性反封建，追求自由、自主、自强以及平等、平权的现代意识。

对现代旗袍，不宜仅用族别意识去理解。作为民国时代建构国民文化的成就之一，现代旗袍和中山装一样，均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遗产。

制服社会与“江式裙”：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走向“制服社会”。1974年中国参加德黑兰第七届亚运会，女运动员入场式上统一穿着的一种款式为交领、开襟的淡绿色连衣裙装，引起广泛关注。这套裙装由江青主持设计，故有“江式裙”的叫法

“时装社会”与“新唐装”的意义：

伴随着服装生活自由化，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通过服装来表现民族自信心和尊严感的社会文化动态。中式服装除长袍马褂和男子长衫外，明显回潮。以此为资源和土壤，进入21世纪的时装社会，出现了对中式服装予以再建构的尝试，这便是“新唐装”的横空出世。

2001年10月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按惯例，全员穿上东道主提供的服装，“全家福”合影。江泽民和与会领袖的新唐装集体亮相，引发新唐装大流行。

这套服装被媒体和社会公众称为唐装，但参与的设计创作人员试图将其与其他中式服装，尤其是各地民间普遍存在的中式对襟短上装相区别，遂命名为“新唐装”。新唐装确实在款式和风格上能和此前其他中式服装区别，显然是指向于建构一套新的中式服装。

新唐装意外地引起逆反。2003年以后，逐渐兴起了汉服复兴运动。对过度西化和盲目追赶西方时尚之倾向的一种文化反拨。

汉服运动两个基本面向：

一是面向国内多民族格局下汉民族服装的缺失；

二是面向国际社会场景下中国自我形象的焦虑。

“汉服”基本上是现代汉语的一个新词，“汉民族的传统服饰”这一表述是由网络汉服社区的居民（网友）们共同完成的民间或草根式定义，也得到了一定的学术支持。

被推崇的汉服形制，男性以交领右衽、大襟阔袖、衣裳相连、宽袍大带为特点；女性服饰或是大襟、右衽、交领，以秦汉时的曲裾深衣为样本，或是隋唐兴起的大襟低胸襦裙，或是上衣下裳。

汉服某些款式细节，如右衽绝不可让步，有些则可变通。对汉服的赞美，以悠远性、连续性、纯粹性为基本言说。

把极其复杂的中国服饰史简化为汉服史，再把汉服史简化为“秦汉为裾，隋唐作裙，宋着褙子，明穿深衣”。

汉服被认为表现了汉民族的性格，诸如柔静飘逸、娴雅超脱、泰然自若，或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等，同袍们用来描述汉服的词汇反映了他们的本质主义理解，这和对华夏汉族的本质主义界说互为一体。

汉服言说和汉服运动的理论有浓厚的本质主义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同袍们在户外服装活动中以各种策略、举措和方式所进行的变通及建构主义实践。

积极参与汉服运动的社团领袖和骨干积极分子，有一定教育背景，对国家、民族有认同感。大多数汉服运动的穿着实践者都有一些理想主义。

汉服在户外实践中出现“祭服化”倾向。特意设定祭祀汉族名人或英雄的活动，开笔礼、成人礼、婚礼等人生仪式过程中的祭祀环节，清明、端午、七夕、冬至等许多传统年节时举行的汉服活动中的祭祀段落等，频繁举行的祭仪为汉服提供了出场的必要性，也为“汉礼”提供了复兴的路径和形式。

汉服的穿着实践者对汉服定位有两个基本主张：

一是把它作为礼服，作为礼庆着装。

二是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里也穿汉服，使汉服运动脱离少数人“行为艺术”的印象而迈向生活常服。

此外，还有汉服时装论，亦即汉元素时装的新理念。

进一步繁荣：汉服市场消费人群大幅度增长。“汉服商家”在汉服运动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汉服理论家中既有执著于古代形制的考据派，也有致力于扩大汉服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感的现实派。

汉服运动设定的目标是将其依托古代服饰文化资源而试图建构的汉服，作为汉族乃至中国人的民族服装而予以确立和普及。它对唐装、旗袍的排斥是要促成一种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亦即确定反对的目标而强化自身的认同。但问题是汉民族的认同，还是中国人的认同，抑或只是作为亚文化的汉服“小圈子”、小社群的认同。汉服运动理论家不应该忽视服装生活、服饰民俗与个人的着装爱好与自由。

2014年北京APEC上的“新中装”命名：旨在展示中国人新形象的中式服装，其根为“中”、其魂为“礼”、其形为“新”，三者合璧，才谓之“新中装”。它似是而非、似旧而新，让人无法判断究竟是依托了哪一历史阶段的传统服饰。被认为是融汇了中国历代服装风韵和现时代之精神的特色中式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