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主义——论汉服的现代文明性（四）

中国衣冠有着不断重构的历史。这种文化本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种韧性是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精神要素。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和感悟到很多关于“自强不息”“坚强不屈”的精神和意义。

简单地说，我们模拟再现传统与重构传统应该整合在同一个过程之中。它应该是消费品，而非收藏品和投资品。不是一种小众爱好，而是一种大众日常用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重构的是整个文化体系，是一种范式，而不是某个文物的复制。

范式，可以理解为游戏规则。围棋由棋子、棋盘和规则组成，共同构成了一种叫做围棋的游戏范式。如何下棋，千变万化，博大精深，但是总是在这个范式的范畴内变化。

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历朝历代衣服都不同，根本没有‘纯粹’的汉服。”该观点的错误在于，汉服属于民族服饰范畴，应该按照民族服饰的理论来看待和研究，不应该用中国服饰史的理论来看待和研究。因为中国服饰史本身是器物史，是以器物作为基本单位和唯一标准。而汉服是讲民族精神的服饰文化体系，以体系整体作为研究单位，研究它的各种款式是为了研究它这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把它拆解成碎片。这就好比我们在研究人这个物种，分析了肢体和器官，分解了行为和思想，最终是落脚在人的本质、人的发展，而不是要一堆七零八碎的元件。

那么为什么说汉服是一个有边界、有内核的文化体系呢？葛兆光认为：“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1]，其中提到的“隐约的制约力”就是指，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实在（当然是过去式的，已经消亡了的）。

所谓的服饰文化体系，第一是认为华夏衣冠（汉服）是一个有内在发展逻辑的完整自立的文化体系，是一个有自己发展历程和指导思想的重要文化门类，就像是一版又一版不断升级迭代的软件，是自成一体的，而且与其他兄弟民族的服饰文化一起构成了古代华服体系；第二是认为在今天以及未来，华服体系是一个与西方服饰文化体系并行不悖、并驾齐驱的服饰文化体系，而建构汉服体系是建构华服体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和必要过程。

现代化是今天人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如果秉持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那么就滑向了现代服饰等于西方服饰的误区。这里的西方服饰是指现代化后的西方服饰文化体系。如果已经认为现代西方服饰文化体系是迄今为止人类服饰文明发展的唯一必然和最高峰，那么中国原生的服饰文化体系也就没有任何立足的空间和可能。注意，这里是说的体系，不是说元素。

观察专著和报道，似乎人们对西方设计师应用中国元素非常高兴，并称之为“东西文化交融”。

这里有一个很残酷又残忍的现实，那就是，只有体系与体系之间才有“交流”和“融合”，西方服饰文化体系与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之间只有“猎奇”和“采风”。

同样，如果把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服饰文化看成是碎片和元素，把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等量齐观的历史资源和要素，就像一个大杂烩一样，从中挑选出一些符合口味的元素，比如刺绣、花色和风格等，运用到今天西式服饰文化体系中，在西式服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这种方法论也可以称之为对古代文化资源的“猎奇”和“采风”。

中国传统服饰当然是千变万化，但是中国服饰文化整体来讲，这个文化体系或者文化门类，相对于西方服饰文化来说，是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单位的。我们中国的饮食、建筑、音乐、武术、中医、思想、政治……都认为是与西方互不相同的独立文化种类，都承认它们是与西方不同的文化系统，怎么到了服饰文化领域，中国（尤其是汉民族传统服饰）就成了散落一地、毫无关联的零碎杂物？

因此重构的对象是汉服文化体系，可以视作是将前工业时代的服饰文化体系整体升级为工业时代的服饰文化体系。这种升级，从方法上讲，有去政治化、去等级化、去神秘化、去庸俗化等等，还有重新生活化、工业化和系统化等等。

希尔斯在《论传统》书中说，凡是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传承三代以上的都是传统。这个定义不太适合中国情况，因为在中国这个历史国度里，三代只是时间浪花里的一瞬，即便是断代消亡300年，在汉服漫长发展历史上，也就是占据了6%的比例，并且这种定义还没有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反复重构传统的传统。

回到汉服这个案例，其文化的形成、演变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不是天然地代代相传的。比如著名的“衣冠南渡”历史，为什么要命名为“衣冠”往南过去？其实从服饰文化角度来讲，就说明该文化体系在北方的影响降低、缩小。还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复衣冠的诏令，也说明了之前衣冠失落了，才有恢复的必要。[2] 中国历史实际上是断续中的延续，像黄河一样经历九曲十八折之后，依然奔赴大海的过程。

现在有观点说传统“它并不是一个‘历史’，而是一个‘现实’，它只是被后来的人的语言、愿望、观念加上现实的需要，在历史中间寻找资源，一点一点建构起来的东西。”[3] 这个观点由此论证汉服是今天的人发明的传统，是一种商业社会的文创作品。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承认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整体延续性，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首先葛兆光在考察了诸多的文化现象之后，他指出“中国文明特别是汉文明的连续性很强，断裂性很少”，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过分强调了一个时期某种文化的断裂，而忽视了整个历史整体文化的再生、重现和重构。

央视《国家宝藏》有一期节目中讲到“孔府藏的衍圣公朝服”，请来的三位老师这样阐释：将历史穿在身上，一步一步地体现了传承的传统。衍圣公朝服的穿着层次是，最里面是圆领长袍、其次是深衣制中单、外层是上衣下裳、最外层是蔽膝后绶。根据现有服饰史研究结论可以得知，中国人广泛采用圆领长袍是在公元五世纪左右，广泛应用深衣在春秋战国，已知上衣下裳结构出现时间可以上溯到炎黄时期，而前后两片遮羞布的最早服饰部件则完全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一套礼服就像一座微型的服饰博物馆，体现的是一个逆向的民族服饰史，的的确确是把我们民族经历的每一步历史都通过服饰穿在了身上。从这套礼服，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至少明朝人已经很清楚中华服饰的历史文化发展历程，至少很清楚作为中华民族的礼服，绝对不是重新设计一套，也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华民族的礼服，就像另一种语言的史书，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民、将人文思想交相辉映的始祖先哲、将海纳百川的气魄一一织就。这里就触及到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课题，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能成为绵延数千年的世界第一族群？这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有着磐石一般不可转移的坚定信仰，那就是对自己民族悠久历史的集体记忆，对故土家园镌刻进DNA的眷念。历史就是我们的信仰，史书就是我们的圣经，敬天祭祖的中国人最底层的共同记忆就是为了家园的一次次“人定胜天”：天塌了，就炼石补天；洪水来了，就修水利治水；干旱了，就射下多余的太阳；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追日……还有带着地球一起跑路的现代神话。[4] 每个中国人都通过历史，把自己与这片土地连缀在一起，一句“炎黄子孙”，一句“龙的传人”，足以说明很多问题。那么，作为炎黄子孙，用服饰这门艺术的语言来阐述和表达炎黄、华夏的历史源流，自然也是理所应当。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的视野和格局总不能比明朝人还要狭窄，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我们看到的自然是从旧石器时代以降，大河滔滔的曲折的整体进程，绝对不会只看见某次短暂的断流，便自欺欺人地无视这气象万千的千里江山。今天，作为高度工业化的现代中国人，用服饰语言重新书写和讲述中国历史，用美丽动人的服饰来展现我们先民一步步创造历史的过程，用服饰来重现和唤起中国人最底层的共同记忆——理所应当、责无旁贷。

第二：作为民族传统服饰，并不是要追求从内到外与古代高度一致性和还原性，而是从内到外展现出传承的次序和历史文化的脉络。通过时间的回溯，就好像是进行了一场历史进程的展现，越久远的文化越是要体现在最外面，充分体现了慎终追远、返本报始的宗旨。

明朝人已经不穿原始社会的前后遮羞布，不穿夏商周时期的上衣下裳，不穿战国秦汉的深衣，不穿唐宋的圆领袍，然而明朝人依然进行了从头到尾的历史性的梳理和重新用服饰语言记载。这些从细节来看，比如深衣、方心曲领等等，都存在着文化的“断裂”，而总有人把这些断裂传统进行接续，通过重构的方式，传承下去。那么这种“重构传统的传统”则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的内容，也是我们为什么有底气说我们有上下5000年文明史的理由所在。

由此可见，不存在无传统的民族服饰，不存在无民族的传统服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绝体现了这种观念。作为中国文化一个细小分支的“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自然也应该体现出贯穿五千年上下的气脉、道统、旨趣和神魂。

[1]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视野角度与方法，93页，三联书店，2019年。

[2] 当然明太祖的恢复衣冠，是基于政治统治的考虑，与今天的恢复汉服出于文化认同，有着本质的不同。

[3]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初编视野角度与方法，12页，三联书店，2019年。

[4] 神话是在信史之前的历史碎片式记忆，可以观照出先民的精神世界的一鳞半爪。电影《流浪地球》可以看做是一种现代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