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主义——论汉服的现代文明性（三）

由于历史原因，现代中国人缺乏一整套、成系统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所以兴起了带有强烈寻根和重建性质的汉服运动。而且需要明确的是，汉服运动只是建构现代中国人现代民族服饰历史进程的一个奠基环节，带有浓烈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色彩。

这种民间自发的实践色彩，导致了汉服的“现代文明性”被遮掩。在媒体眼中，它是“爱好者”的社会群体复古活动；在资本眼中，它是小众的圈层文化；在学术界眼中，它是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

为什么汉服具有现代性？因为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它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回应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服饰文化的挑战。

本文认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都存在着问题，可能应该表述为“现代为体，中西为用”更为恰当。

李泽厚“西体中用”的“西”，实际上就是“现代”。[1] 现代化起源自西方，但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现代”这个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一个指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社会上所称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在说工业社会，而不仅仅指“现在”这个时间范畴。为什么说时间层面的“现在”“当下”不一定是“现代人”？这是因为在今天世界上，还存在着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游牧渔猎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因此，本文所指的“现代”是指今天以工业社会方式生产生活的含义，“现代服饰”也就是符合工业化社会需要的一种服饰文化范畴。本文中所指的“西方文化”，是指“工业化西方”，我们当然不会羡慕和学习中世纪的西方；本文中所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前工业社会的中国文化。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纵观人类历史，为了阐述“现代”与“传统”的辩证关系，本文就简单粗暴地将其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前工业时代和工业时代。

先哲们一百多年来讨论到底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2]，说到底，就是以什么为立足点的问题。

“德先生”“赛先生”代表着人类的“先进文明”，理所当然以他们为立足点来改造中国，而另一派人则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自然是要以中国自己的东西为根本，再取他人之长。本文认为，应“现代为体，中西为用”，即以现代的现实生活为根本立足点，不管是飞机大炮还是诗词歌赋，都是为现代人现代生活服务的。

那么作为现代中国人，不管是西也好，中也好，不管是拿来用的技术工具也好，还是加强认同的情感寄托也罢，都是本着“实用”的目的来谈论的。“实用”是一个价值判断，显然包含了物质和精神文明两个层面，显然，可以理解为：对人的精神、对民族的精神文明有正面、积极的促进作用，就是有实用价值的事物。

由此可以明确地得出，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有实用价值的事物，既然可以为现代人现代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服务，那么理所应当应该将其纳入“现代社会”的一部分。正如我们观看日本、韩国的时装剧，他们在剧中穿着民族传统服饰，我们会觉得非常自然，但是换做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穿着自己的民族传统服饰，则会引起周围的人大惊小怪。这里面除了历史原因造成的文化断层外，还有就是国人始终把“现代”等同于“西方”，从观念上根本就不认为“现代性”还同时包含了“传统”这个内容。

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3月7日在参加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信，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从观念上认识到“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与“传统”更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

综上也证明了我们对汉服的现代性理解和挖掘得不够，这里还存在着“应然”和“实然”的转变距离。

为什么汉服具有文明性？因为它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从最直观的来说，在于它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服饰类别，它依靠“美丽”征服了无数人。在今天颜值社会，“美丽”本身是一种“优秀”的体现。但是显然，美丽的衣服千千万万，仅仅是一件漂亮衣服，还不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复兴它。

李泽厚提出文化——心理结构：“我更着重于探讨使用——制造工具对人类心理构造形成了什么影响，也就是研究因此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即人性问题，这也就是‘积淀’，积淀就是形成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心理形式。……我用‘人类如何可能’来回答康德的‘认识如何可能’，也就是要提出经验变先验，对个体来说的先验认识形式是由人类经验所历史地积淀而形成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化——心理结构’。”[3] 从中我们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是该民族群体的经验历史地形成的积淀，最终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显然，有着5000年历史的汉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是纳入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并且成为了深刻反映这个结构内涵的外在载体。

尽管社会发生了从前工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人性未曾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判断的立足点就在于：我们认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谓“复兴”，就说明以前“兴盛”过，既然以前兴盛过，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我们来自历史，现实是历史性的结果。我们既然来自历史，就必须承认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然对今天的人们起作用。从而我们可以顺利地推导出，既然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今天的人们起作用，那么该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外化的载体之一，则可以对今天的人们起作用。这种作用，在能动性的实践中，可以发挥出其正面的、积极的、有价值的作用。一种事物，对今天的人们起到正面的、积极的、有价值的作用，那么该事物自然就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文明性”。

若要论及一个而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那么包罗万象，无法详尽。那么汉服这种文化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反映的文化精神，也是博大精深、广泛浩瀚的。本文举一个案例来论证汉服为什么具有文明性，是与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切分的紧密联系。

李泽厚认为“中国是一个世界”：“中国这个‘一个世界’的来源是上古的‘巫史文化’，就是那个通天地神明的‘闻道’的‘圣’（大巫师），他能作用天地影响事物。这个巫术礼仪没有走向宗教，而是走向历史，即过早地理性化，便是中国的传统特征。”[4] 现代研究者基本同意，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道思想，根源于悠久的巫史传统。

在汉服文化体系中，尤其是礼服和比较正式的款式，又长又宽的大袖令人印象深刻，几乎成了汉服的代名词。两袖可以装下清风的大袖子，从功利的使用角度来看，似乎并没有短窄的袖子便利。但是为什么从上古岩画到明末，处处都有大袖子的痕迹？即便短袖半臂最为流行的时期，也不妨碍人们在礼仪场合穿宽袍大袖？这里面其实是汉服文化反映了巫史传统的思想痕迹。

从考古文物来看，事实上先民们以短衣窄袖为常态，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说道：“有关胡服，若仅指衣式而言，这种小短袖衣有可能原是古代中原所固有，影响及羌戎的。”[5] 从殷商墓葬出土的人俑形象来看，统治阶级也并非人人都时时穿着大袖衣。这说明大袖子是一种超越了日常实用功能，带有文化含义的文化形式。

巫师最常见的行动是沟通祖先和鬼神，而服饰是最好的做法法器之一。在新石器时代的岩画上我们发现有一种形象，命名为“羽人”，推测可能就是巫师做法时的形象。最开始巫师把羽毛粘在身体上手臂上，插在头发上，随着仪轨的定型和成熟，有可能把羽毛粘在衣服上、袖子上，插在头冠上，形成固定的道具，也就是法器，方便穿脱和再次使用。如果要模仿出飞鸟翅膀的效果，自然要下垂的大袖子，越大越好，做法时有一种神秘和威仪的氛围。儒家的“儒服”被称为“章服逄掖”，与原始的巫祝仪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瑟，绘制的诸多人物形象中，巫师和贵族衣服有着长而博大的袖子，一直到魏晋隋唐层出不穷的神仙画、升天图，无不用广博飘逸的大袖来渲染庄严、神圣的气氛；与此同时，统治阶层也在舆服志、典礼朝会中不断追求礼服袖子的宽广程度。对比岩画的羽人形象、周礼中冕服制度确立、后期的道教氅衣，这时再来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句话，也许能揣摩出“中国一个世界”[6] 更加微妙的意味。

在今天社会中，服饰已经不再有政治色彩。这种大袖子，则增加了衣服的表现力，很自然地与礼服、正装联系起来。西方礼服通过长长的拖尾来增加隆重的豪华感，而汉服则通过宽大的袖子来体现庄重感、仪式感。同样是礼服，不能一边夸奖赞美西方礼服的蓬蓬裙、长拖尾多么地大气壮美，一边又冷嘲热讽汉服的大袖子、长袖子多么地拖沓累赘吧？

[1]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294页：“所谓‘西体’就是现代化，它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它虽然来自西方，却是全人类和整个世界发展的共同方向。”

[2] 杨国荣，体用之辩与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哲学

[3]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29页，中华书局，2014年

[4]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199页，中华书局，2014年。

[5]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4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6] 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九十年代，199页，中华书局，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