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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概念上，使用“汉”这个词汇来限定，这是因为，“汉”是其本名，点明了其来历，同时，作为民族服饰，表明了其在现实社会中的位置。所谓“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3]，它恰当地、精确而谨慎地命名了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4]，因此今天被社会广泛使用，名实相副是一个原因。
从整个事件来说，它其实是在回应一个最明显、最直观的问题：现代汉族无民族传统服饰。这个问题无法逃避，不管有多少人用多少冠冕堂皇的说辞试图让大众“视而不见”、“绕道而行”或者“偷换概念”，始终无法正面回答“现代汉族无民族传统服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首先从心理层面就预设了这个问题不能碰触，不能回答，否则会有“负面影响”。为了避免所谓的“负面影响”而竭力地否定该问题的客观存在，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竭尽全力否定“汉服”概念的客观实在性。当社会上缺乏主流共识和必要引导的情况下，民间的各种各样的人群，就按照自己理解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表现出来今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
对于普通群众，他们要解决的就是问题本身——因为他们碰到了族际、国际等需要有民族服饰这种需求场景时，自然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案。他们自己去翻书，寻找的答案，汇聚起来，就是他们所理解的“汉服”。而且从实践上来看，十六年来的群众自发的寻找汉族民族传统服饰的结果，基本上都停留在解决问题本身的层面，娱乐化，生活情趣……相反是对汉服的研究者们，则往往会把问题复杂化，他们之间的辩论并非就解决问题本身而言，而是就问题引申的问题展开预设立场的发挥。
个人穿着汉服、汉服文化本身、汉服运动的前因后果，是否可以全部打包塞进“民族主义”这个框框里？事实上，参与者对历史感、美学价值、娱乐性、“山正”等等的关注度可能更高一些，这还是回到了原本的讨论点，当今社会汉服热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在解决“现代汉族无民族传统服饰”问题本身而引发的。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出，面对日益增长的服饰文化需求、文化自信需求，因为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空白，于是人民群众自发地采用了一个叫做“汉服”的方案来回应，似乎还是目前比较具有生命力的、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解决方案。
本文认为，民族主义可能是汉服运动中表现出的一个现象，但是不应该对汉服及其复兴进程简单粗暴地用“民族主义”做整体的总结。
如果非要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谈，那么可以认为汉服运动是为了解决30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种历史遗留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一直发问，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文章中提及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的发问：“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清朝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乾隆四十二年(1777)，一个朝鲜使者就记载说，‘每与渠辈（中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除了来自其他国家的言语刺激外，历史上农民战争也把衣冠问题列入檄文之中。如太平天国的《太平天国义军奉天讨清檄文》激烈地抨击：“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於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这种关于衣服的激烈抗争和反复质疑，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更是成了重要的宣传内容[5]。即便到了安定团结的今天，衣服已经去掉了政治性色彩之后，中国人传统服饰到底是什么依然是一团乱麻，充满了学术和文化上的争议。
所以复兴汉服，是一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消弭地方民族主义，弥合民族分裂的有效方式。复兴本身，就是证明了人类历史上“强制同化”案例的失败。汉服复兴之后，历史悲情的语境才能真正彻底地成为历史语境，面对来自他国、他族、历史和现实的追问时，我们才有底气回答：“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历史已经翻篇，从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往前看。”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朴素的，也很抽象的道理：单单就“剃发易服”这个历史事件而言，在人类学上讲就是“强制同化”。那么单单就“强制同化”这个行为而言，这是不符合人类文明标准的错误行为。既然这是错误行为，而且也对今天的中国人民族服饰构建造成了困扰和分歧，那么就要进行“正本清源”、“恢复汉服的民族服饰地位”。不正视历史遗留问题，不正面回答现实问题，是无法用一些似是而非、大而化之的说辞含混过去的。
我们希望以此案例，来证明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在于有人性的光辉、有追求正义的信念，即便历经数个世纪，依然坚信有超越历史的正义和公理。也希望未来的人们，以此为戒，深刻地明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深刻与宝贵，无论是哪一个民族，都应该放弃傲慢与偏见，共同构建和谐的世界。
虽然一再陈述汉服关注的是解决“现代汉族无民族传统服饰”问题，而非解决“华服”、“国服”等问题，与55个民族的民族服饰，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要坚持使用“汉服”概念，而非笼统含混地说“华服”的原因。汉服是地基，华服是大厦，目的是建大厦，而现在是在打地基。打地基与建大厦之间并无冲突和矛盾，所以汉服和华服之间也毫无冲突和矛盾。
今天中国主流思想界比较喜欢批判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6]，但是现实中客观存在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除了汉服，中医、武术、儒学、国学、民乐……其实很多传统文化都被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受到过批判。既然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思潮，就不能简单地否定，必须理性地对待、深入了解，以及积极作为、正面引导。希望观察和研究汉服运动的人们，注意到汉服蕴含的普世价值部分，共同引导发扬其中积极、正面的部分，不要被预设的立场先束缚住了。
汉服并不局限于民族主义[7]，它具有超越民族主义的普世价值。正如陈来在《守望传统的价值》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看待传统文化，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角度，来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8]
由此，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历时性）和当前世界形势（共时性）而言，汉服与汉字一样，是一种具有现代文明性的文化门类，是构成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
[4]考证文献，“汉服”概念与“汉人”概念一样，有一个从“汉水流域”、“汉朝”到“民族”的演变过程。这是名词概念常见的流变现象。
[5] 比如邹容的《革命军》中就以衣冠为内容进行了革命思想的阐述：“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译音施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
[6] 比如李泽厚在《李泽厚对话集廿一世纪（二）》76页“警惕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合流”，中华书局，2014年。
[7] 杨娜，汉服归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29页：事实上，汉服概念的抛出也是由多条线生成的，这里面有着21世纪初的网络民族主义，也有着全球化过程中的身份认同。
[8]陈来在《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111页，中华书局，201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