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争议：汉服的文化定位与时代价值（大修版）

超越争议：汉服的文化定位与时代价值（大修版）

“汉服”作为“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的规范简称，本身是一个客观、中立的术语，仅用于指代这一文化体系，不必然带有特定情感或价值倾向。然而，部分观点认为“汉服”一词较为敏感，主张改用“华服”或否定其概念。这一争议的根源在于“汉服”常被与民族主义关联①：王军在《网络空间下的“汉服运动”：族裔认同及其限度》中所言：“‘汉服运动’既是新千年来临后出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民族主义运动，也是借助于互联网络技术，在网络内外所逐渐形成的一种基于‘族群’认同的文化思潮。” ②但术语的敏感性并不影响其概念的正当性。“汉”作为限定词，既明确历史渊源，也界定现实文化定位，符合荀子所言“名有固善”的标准。③

汉服概念的兴起，本质上是回应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问题：现代汉族缺乏明确的民族传统服饰。无论是否承认，这一问题始终存在。部分群体因担忧“负面影响”而刻意回避或模糊议题，导致民间探索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普通民众的需求是朴素的——他们希望在族际、国际交往等场景中，有一套可识别的民族服饰解决方案。大众实践（如日常穿着、文化活动）更关注服饰本身，而非意识形态争论。相比之下，部分研究者常将问题复杂化，陷入预设立场的辩论，而非真正解决服饰缺失的困境。

汉服文化常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但这一简化解读忽视了其核心动力——民众对填补"现代汉族缺乏民族传统服饰"这一现实空白的自发需求。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服饰文化领域，这种矛盾尤为突出——随着文化自信的增强，汉服因其历史延续性、文化辨识度和现实适应性，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方案。参与者的关注点更多集中在历史感、美学价值和娱乐性等具体层面，而非政治叙事。

汉服运动虽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本质是满足现代文化需求的实践，体现历史传承与美好生活追求。其价值在于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而非简单政治标签。

从历史维度看，汉服复兴是对一个延续三百余年历史遗留问题的回应：葛兆光在《渐行渐远》中记载，18世纪日本使臣曾手持明代衣冠询问中国船员，得到的却是尴尬的回应："此乃前朝服饰，今已改制"；乾隆四十二年(1777)，朝鲜使臣更记载中国人谈及衣冠时"赧然有惭色"。18世纪至近代，汉族衣冠的失落曾引发民族悲情，甚至成为抗争议题：太平天国在《奉天讨清檄文》中痛斥满洲衣冠政策"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辛亥革命时期更将其作为重要宣传内容。①即便在今天，关于汉族传统服饰的争议依然悬而未决，但汉服运动以文化实践消弭历史裂痕，证明强制同化的失败，当我们重新确立汉服的民族服饰地位时，就是在传递一个朴素的人类学真理：任何违背文明准则和人类道德的历史遗憾都应被弥补。这种文化自觉不仅解决服饰认同问题，更彰显对历史正义的永恒追求。

汉服运动通过文化复兴实现了对历史的救赎，将过往的悲情转化为自信的文化实践，标志着民族叙事从伤痛走向新生。它更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启示未来，倡导在尊重差异中守护文明多样性，这既是直面历史的和解，更是面向未来的文明承诺。

汉服运动的核心诉求是解决"现代汉族缺乏民族传统服饰"这一具体问题，而非定义"华服"或"国服"。它与我国其他55个民族服饰文化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共生关系。坚持使用"汉服"这一明确概念，正是为了夯实文化根基——正如建造大厦必先打好地基，这与未来可能构建的"华服"体系并不矛盾。

当前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批判需要更理性的态度。汉服与中医、武术等传统文化一样，常被简单贴上"民族主义"标签，但这种现象恰恰需要我们超越预设立场，发掘其深层价值。陈来在《守望传统的价值》中指出：“我们看待传统文化，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角度，来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汉服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其普世价值：它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②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来看，汉服与汉字一样，是具有现代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它超越了固有的民族认同，回应了文化多样性、历史正义和人性需求等更宏大的命题，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文化实践范式。

传统文化复兴需要现代性筛选。党的十九大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中的"优秀"二字，意味着只有具备"现代文明性"的文化才能融入当代社会。这种现代文明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符合现代社会规则、促进个人与集体和谐、具备精神引领功能。以书法为例，虽已非主流书写方式，但在教育、文化修养等领域仍具独特价值。

文明与文化虽有联系，但存在本质差异。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中援引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的观点指出，文明是动态演进过程，文化是传统积淀。②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如科技产品）已高度趋同，精神文明（如平等、尊重等价值观）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在此背景下，民族服饰作为“正式着装”的一种表现形式，已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苏格兰格子裙、阿拉伯长袍，还是日本和服等都在国际场合中展现了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同时又符合现代社会的礼仪规范。这表明，民族服饰并非与现代化对立，而是现代文明多样性的体现。

民族服饰的当代价值在于：既保留文化特色，又适应现代需求。这种平衡使其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成功范例，可为其他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借鉴。

在当代社会，西装被普遍视为正式场合的标准着装，这一现象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仍需强调汉服等民族传统服饰的存在？这一疑问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将西式服饰等同于现代礼仪唯一标准的思维定式。当人们提到"正装"时，往往不假思索地指向西装、领带或小礼服裙，而将其他文化背景下的服饰自动归类为"非正式"或"不标准"。这种观念本质上是以西方审美作为现代性的唯一标杆，忽视了文化多元性的价值。

汉服运动的核心在于弥补现代中国人在文化表达上的结构性缺失——在重要场合缺乏完整的民族服饰体系。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服饰传承断层，使当代社会面临文化认同的服饰缺位，这催生了以文化寻根与体系重建为目标的汉服复兴。这一运动本质上是对断裂传统的创造性接续，是民族文化自觉的体现。需要明确的是，汉服运动只是重构中华民族现代服饰体系的起点，它带有鲜明的探索性特征，在没有现成范式的情况下，通过不断实践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正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历程。汉服运动也正经历着"实践—认知—再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

然而，这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复兴常被误读：或被媒体简化为"复古爱好"，或被资本视为小众亚文化，或被学者贴上民族主义标签。这些认知偏差遮蔽了其深层意义——汉服运动实则是中华文明对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危机的创造性回应，是以传统智慧解决现代问题的文化自觉实践。它不仅是服饰复兴，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重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尝试。

在方法论层面，传统讨论中的"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已难以适应当代文化发展的需求。本文提出"现代为体，中西为用"的辩证立场，即以现代生活实践为根本，兼收并蓄中西文化精华。李泽厚提出的"西体"实质指向现代化进程①，这一观点强调，现代化虽源于西方，但并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指工业文明以来的新型生产生活方式。当今世界仍并存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等多种形态，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现代"特指工业文明主导的社会结构，"现代服饰"则指适应工业化需求的服饰体系。

汉服的历史是一部在"断裂中的连续"与"连续中的断裂"间动态演进的文明叙事。前工业时代的社会虽有其共性，但文化发展绝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自我调适与重构。汉服的生命力正源于此——它既承载着"自强不息"的深层文化基因，又能在现代语境下被重新诠释，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有机部分，而非仅停留于复古或小众收藏。这一重构过程并非对某一具体文物的复制，而是整个文化体系的范式转换，如同围棋的规则：棋子、棋盘与基本逻辑构成稳定框架，而具体下法则千变万化，始终不离其宗。

然而，当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历朝服饰各异，故无纯粹汉服"，这混淆了"中国服饰史"与"汉服"的研究范畴。中国服饰史聚焦具体器物，而汉服作为民族服饰体系，其核心在于整体文化脉络的延续性，而非零散的历史碎片。正如研究人类需超越解剖标本而理解"人"的本质，汉服体系同样需要界定其文化边界。葛兆光曾指出："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①这服正是如此——它并非虚构的叙述，而是如殷墟遗迹一般，具有真实的历史制约力。尽管剃发易服政策曾使其被迫中断，但物质遗存、文献记载与文化影响仍为其当代复兴提供了坚实基础。

从历史维度看，汉服是一个完整演进的体系，其发展始终遵循内在逻辑，如同迭代升级的软件系统，既保持独立性，又与各民族服饰共同构成多元一体的华服体系。

从现实维度看，当代汉服复兴旨在构建与西方服饰并行的东方审美范式，使其成为具有全球文化价值的表达方式。因此，汉服既是历史形成的文化实体，也是现代性重构的产物——它的生命力不在于复刻过去，而在于以传统为资源，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体系。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将现代服饰等同于西式服饰，本质上是文化霸权逻辑，它否定了中国服饰体系独立发展的可能性。这种预设一旦成立，中国原生的服饰文化体系便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合法性，只能沦为被消解的对象。真正的文化交流需要体系对等，而非单方面的元素挪用。

当前，西方设计师运用中国元素的现象常被美化为"东西方文化交融"，但事实上，更多是"文化猎奇"而非平等对话：将中国服饰传统解构为可供随意拼贴的碎片，仅攫取刺绣、纹样等点缀西式服饰，这种碎片化的"创新"实际上消解了中国服饰的系统性价值。

中国服饰文化虽然内部多样，但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它与西方服饰文化具有同等的系统性和独立性。我们从不质疑中国饮食、建筑、音乐乃至思想体系的文化主体性，为何唯独在服饰领域，汉民族传统就被降格为支离破碎的"文化素材"？因此，汉服复兴的关键在于推动传统服饰的现代化转型，通过剥离封建残余、适应现代生活，使其成为活态的文化体系。这种系统性重构远比元素拼贴更有意义。

希尔斯在《论传统》中将"三代传承"作为判定传统的标准，但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定义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汉服三百年的断代仅占其五千年历史的6%，而"衣冠南渡"和明太祖"复衣冠"的政令都证明：中华文明善于在断裂中重构传统。这是我们这个文明特有的的智慧——并非简单地继承传统，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断裂与复兴本就是中华文明延续的特殊方式。

当下某些观点将将传统简单归结为"现代人对历史资源的再创造"，进而将汉服贬斥为"商业时代的文化发明"的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它无视"汉文明超强连续性"的学术共识，又片面夸大断裂性，却忽视文化在更大时空尺度下的自我修复能力。汉服复兴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文明基因的自然延续。

央视《国家宝藏》展示的孔府藏"衍圣公朝服"堪称一部立体的服饰史：从内到外一次是圆领长袍（约公元5世纪被中国人广泛采用）、中层的深衣制中单（广泛应用于春秋战国）、外层的上衣下裳（该结构出现时间可追溯至炎黄时期）、最外层的蔽膝后绶（旧石器时代遗制）。这种由近及远的逆向叠穿方式，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服饰即史书"的独特传统。

这套礼服揭示了两点：

中华礼服绝非简单复古，而是通过服饰语言重构历史记忆：圆领袍承载盛唐气象，深衣凝结先秦智慧，上衣下裳延续远古文明。

这种"服饰即史书"的独特传统，揭示了中华文明延续的奥秘：中国人将历史视为信仰，将对故土家园的集体记忆化作精神纽带——敬天法祖的中国人最底层的共同记忆就是为了家园的一次次“人定胜天”。从女娲补天到大禹治水，从夸父追日到精卫填海，从愚公移山到《流浪地球》的现代科幻①，我们始终在与这片土地对话。"站在文明演进的高度，那些历史断流不过是长河中的浪花，我们更应以当代审美重新诠释华夏文明的演进轨迹。

明代礼制中这种由内而外穿着层次的创新，实则是一部可视化的文明编年史——越是古老的服饰元素，越被置于礼制的外层，这种"由今溯古"的逆向叙事，恰恰体现了"返本开新"的中华智慧。每个时代都在以当代语言重新诠释传统。正如张载所言"为往圣继绝学"，真正的传承永远包含着创造性的转化。

这种"重构传统的传统"，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密码。文明连续性从不是标本保存，而是活态的文化再生产过程。明代礼制的创新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传统现代化转型的典范样本。

①陈来在《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二十年访谈录》，103页，中华书局，2018年，103页：“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价值传统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生命得以延续的精神基础。因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在当今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作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不仅没有失去意义，而且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