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章|如何理解汉服复兴？执大象,天下往！汉服“道、义、功用”浅说

孔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通俗讲，也就是摸不着、看不见，但是却对一切事物具有根本定性和影响的存在，在西方，称之为哲学，因此西方也把哲学视为百科之母。而在东方，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概念，与之有对等关系的一个概念，似乎就是“道”。首尔大学哲学系郭沂教授曾提出“道体”哲学概念，认为“道体是一个超越的和绝对的本体世界”，无边无际，无穷无尽，不生不灭，是一切存在者之母。那么，我们以此推论之，汉服当然也是华夏之“道”的衍生物。在中国，最大的道就是天道，而汉服就是天之道的一种载体。“黄帝垂衣冠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并不是说，黄帝穿上了汉服就天下太平了，而是黄帝道法自然，顺应民意，礼法天地，百姓安康，而“衣冠”礼乐制度正是天道的人间秩序的体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汉服属于“器”的范畴，而汉服又是“道”的载体，总体上具有“道器互彰，文质互显，体用合一”的特点。汉服的制作设计，每一个细节皆有文化蕴含其中，整个汉服的形制就是中国“道体”哲学最直观的体现。上衣下裳，天玄地黄，交领右衽，道法阴阳，汉服之道，就在这身象法天地乾坤的形制之中。汉服与礼乐相得益彰，堪称中国文化之大象。穿汉服，行礼义，你就抓住了中国文化之大象了。

（摄影/秋月半弯）

汉服在设计上最明显地体现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黄帝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与天地宇宙相和合，衣食住行皆象法天地。天玄地黄，故曰玄衣黄裳；天有玄鸟，降而生商，衣以象天，故有凤凰之象，动植章文，饰之衣冠，故曰衣道象法自然。汉服的自然之道可谓通身皆是。以“玄端”为例，“玄”义为天道圆融，“端”义为地道方正，结合在一起就是天地之道。天地之道即宇宙之道。天玄地黄，天圆地方，“圆”者玄也，谓之“天道圆融、回环往复”，四季轮回，日月东升西落，人之生老病死代代相传，是一种时空的表达，即“宇”；“方”者端也，谓之“方正有则，六合定位”，大地上下四方，君子之所游也，必有定位，是一种空间的表达，即“宙”。《文心》曰：“玄黄色杂，方圆体分。”天圆地方，而人应之，故曰天人合一。

再如“深衣”之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 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如此种种，无不把天道与人道紧密结合，施之于汉服之上，一个人穿上象征了天道自然的法服，时刻要以君子之体承载天地之道，法天则地，圆融方正，权衡规矩。

天地阴阳，汉服亦应之。何谓阴阳？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简言之，向太阳者为阳，背太阳者为阴。由此而衍生无穷之阴阳之辨。动者为阳，静者为阴，上者为阳，下者为阴，升者为阳，降者为阴，左为阳右为阴，背为阳腹为阴，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男子为阳女子为阴，不一而足。圣人俯仰天地之间，观天象，察地理，辨人事，南面向阳而思忖天地阴阳之道，日月东升西落，左阳右阴，故衣之以右衽而应阴阳之道，以正春秋之大义，披发左衽而不为。礼法地，乐象天，皇皇其华，君子之服，必向光明。故曰黄帝垂衣裳、面南正位，俯仰天地，参赞万物，制礼作乐，向明而治。

中华礼服中取法自然的十二章文，尤其令人注目。《尚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綉，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文无不取象于自然，并给予了特定的含义，几千年来始终作为历代朝服祭服等礼服的基本纹饰。汉服体系丰富多彩，自黄帝以降，历代华夏民族无不对汉服进行丰富和扩展。由上衣下裳之玄端冕服而深衣，于是有直裾曲裾，有圆领有道袍，有襦裙有袄裙，有冠冕有幞巾，有皮弁翘履，有凤冠霞帔，有霓裳羽衣。少女起舞，衣袂飘飘，洒脱灵动，若凤若凰，落雁惊鸿。美妙的汉舞，是来自对自然之美的诠释。

如何理解汉服在当今国潮大兴的氛围中的定位呢？国潮的范围太大了，凡所谓“即古且国”者，皆请君入瓮。而汉服是否能在此“大潮”之中不失其正，不沦为世俗之玩物，就在于汉服同袍们不失时机、不厌其烦、持之以恒地去为汉服“正名”、“正义”。《论语》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汉服复兴，万不可模棱绥靖，任人涂抹，必也正名正义而后传扬之，然后方可谈礼乐刑政，内圣外王，达于博远之愿景。

首先，汉服为民族之服，凡天下衣服千万，而皆有所归属，汉服即为汉族之外在形象之标志。汉服作为汉族之传统服饰，历经千载，变中有定，记载着民族肇始、发展、衰落与复兴的历程，与汉族礼仪一起构成汉族独特的外在文化表现。汉服经过千年之演化，发展至今形成丰富多彩的现代汉服体系。从大汉服体系来分析，又与朝鲜韩国的韩服、日本的吴服、越南的古礼服、古蒙古服、古藏服、古苗服等同属于华夏文化圈的服饰体系。

而单列出汉服来，其民族属性不仅相当明显，而且历史悠久。先秦时代，诸夏亲昵，以衣服之制辨华夷之分。自汉朝之后，华夏民族又以汉为名，故华夏衣冠演变为汉服。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 ，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汉服之民族属性，在历代书籍皆有记载，《汉书》：“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成书于唐朝的《蛮书》的记载：“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辽史》：“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又言：“汉服，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在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东京梦华录》：“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清稗类钞》：“金天命己酉，太宗禁民汉服，令俱秃发。”这些记载，其中的“汉服”指的则是专指汉人的服饰。今日，各个少数民族皆有其民族之服，而独汉族无，这对于一个拥有几千年“衣冠礼乐”文明的民族是一个天大的缺失。

其次，汉服又是一种君子之服。这是华夏衣冠礼义的独特之处，尤其汉服中的礼服，就是为君子而裁之。《礼记·表记》曰：“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从中可见，古人对衣冠的修身作用寄予厚望。孟子曰：“有诸内，必行诸外。”一个人外表邋里邋遢，于礼随心所欲，视规矩权衡为无用之物而践踏之，此必然是内修不足之外在彰显。因此，一个君子对于服饰的选择犹如女子对自己容颜的爱护。衣长不被土，衣短不露肤，以合体合礼为宜。正襟危坐，衣冠楚楚，威仪严严，有不可辱之色。

有人说，服饰之于君子真的很重要吗？当然。君子不重则不威，行走坐卧皆是修身之关键时刻，衣冠礼乐最为明显，敢不重乎？君子内外如一，文质互显，道器不二。无其“文器”，而“质道”无所依存。《论语》有言，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文犹同于质，质犹同于文，文质无分，若止于“内质”，正是虎豹之鞹与犬羊之鞹有何异？质与文必是相衬为美，而非独有质或独有文。可见，古人对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之重视。汉服犹君子之文也，礼乐衣冠与内心修为相得益彰。《乐记》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君子为天下之楷模，出入应对必然衣冠得体，容貌庄敬，不使“易慢之心”生焉。

最后，汉服的最明显之特点便是礼制之服，是文明之象征。《左传·疏》云：“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华夏即衣冠礼乐。文王制礼作乐，衣冠必如影随形。几千年来，我族之国度被冠以“衣冠之国”“礼义之邦”，便是源自发达的礼乐衣冠制度。可以说，衣冠是中华文明之象征。王夫之有言曰：“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俱亡矣！”其所痛心的“衣冠”实指华夏文明。以“衣冠”言文明，非独南宋，五胡乱华、永嘉之乱导致晋之南迁，安史之乱导致的河洛贵族南迁，满清猾夏导致的明朝士大夫难逃亦曰“衣冠南渡”，即文明的转移。华夏民族非常珍重先王留下的衣冠文物，正是这些文明要素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出现，一个脱离了蒙昧野蛮的民族之诞生。古人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为何？先圣先师的礼乐文明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标志，礼乐与汉服合二为一，从内到外把一个民族锻造为世界上的文明之邦，不去继承先王法服，不去弘扬先圣先师之道，而济济于他人之俗，外表学得再好，也是无根之木，怎能华叶递荣，文明延续。

汉服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在人们心中比较固化，那就是电视剧里的演出服和戏台子上的戏服。但是，如果真正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汉服的道与义，就会发现，汉服在今天社会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汉服运动正是要把华夏的“道”与“义”再现，重塑民族精神，使煌煌天汉之斯民，再造礼乐衣冠之气度。

就个人而言，自觉穿汉服行汉礼，这是一个接受传统、回归传统的过程。而传统学问非常强调成己成物，修身立德。如前所说，汉服为君子之服、礼乐之服，那么，汉服加身，佩玉养德，鼓琴养志，一个君子便徐徐而生。试想，如果我们把现代汉服还原其高妙的修身之义，那么，一个人从小到大，每一个重要场合穿汉服行礼义，或参与祭典，或独居为学，都可以以衣修身。我们不妨看看日本人穿上和服独居饮茶，内心自然而受到约束，由外而内，汉服亦如此。

（图：长垣承玄子祭孔活动）

当然，汉服在当今时代最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其礼乐教化，移风易俗之功。汉服，尤其是汉服中的礼服，与华夏礼义密不可分。人生到死，礼乐随行。出生礼、开蒙礼、入学礼、拜师礼、成人礼、婚礼、丧礼、祭祀礼、长幼相见礼等，在当今中国正在被一一复兴呈现到人们的生活中，这些礼仪记载着一个人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礼义之邦就从此而出，人们的各种歪风邪气度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内化的礼乐得到涤荡。而所有这些礼仪又都与汉服不可分割。

如直接与衣冠为名的“弱冠之礼”，在当今社会逐渐流行，意义非凡。《礼记》曰：“冠者礼之始也。”又曰：“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正是由于冠礼的教化作用，而得到古人极高的评价。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何谓成人之道？无怪乎促进一个人身心的成长、成熟，进而完善人格、行修言道，为天下楷。冠礼过程中的衣冠变换，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导，都是一个人将要走向成人之路的精神力量。冠礼的教化作用日渐显现，全国各地的传统家庭以此来给子女行成年之礼，更有无数中学将冠礼融通转化，集体汉式成年礼风靡庠序，蔚为大观。

（图：厦门缘汉组织的集体汉服成人礼）

除了冠礼，汉式婚礼、射礼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传统的婚礼本身就是一个教化的道场。首先用典雅的礼服让世俗百姓眼前一亮，再加上新人的端庄仪态，其华夏气象远胜如今市场上的庸俗嘻哈还捎带侮辱女性的所谓婚礼闹剧。《礼记》曰：“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我国如今存在着深层的家庭危机，婚姻危机，其原因就是“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衰微，人们对“道义”视之如敝履，希望在一场煞有其事的结婚仪式上捞取利益，满足一下虚荣心。这样的所谓婚姻，其实在一开始就被利益割裂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建立在量身定价基础上婚姻并不能称之为婚姻，只能称之为“淫辟之行”合法化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既然是交易，也就没有了夫妇之道，没有了夫妇之道，也就成就不了君子之道。而传统婚礼的繁文缛节，以及在正婚礼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敬意，所宣讲的伦理道德不仅仅是对新人的人生忠告，更是对所有在场的人的一次深刻教化。可以这样说，今日中国的婚礼市场，正在受到汉风的洗礼。我们不难回忆，民间庸俗的婚礼闹剧侮辱女性伴娘、伤害新郎致死、戏谑公公婆婆无所不用其极，让礼义之邦名誉扫地，而华夏汉风婚礼，犹如清风徐来，天地肃然，民风淳化。

再比如今流行于各个大学、中学的射礼，学生一身潇洒汉服，器宇轩昂。传统射礼非常讲究对人的德行之教育作用，故有“射以观德”的古训。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射礼本身是君子相互勉励的一项运动。《礼记·射义》明言：“射者，所以观盛德也”“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