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雪笔记】关于褙子的一些文献与想法

在我釐清概念时候，受到最多的启发就是豆瓣上莫函前辈的两篇文：

对“褙子”的一点看法

https://www.douban.com/note/297631644/

一头雾水的“背子”

https://www.douban.com/note/515012270/

还有觞深之渊前辈整理的文献

古人关于背子（褙子）的文献和脑洞

https://tieba.baidu.com/p/3625082387?red_tag=1169517181

真的非常感谢前人的种树！！

1、 褙子的等级：男装褙子为便服，女装褙子为常礼服

2、 褙子的标准样貌：袖大于衫、长与裙齐，腋下垂带而不用

3、 褙子的领襟形式，这点存疑。

以下依序论说。

叶梦得生于北宋神宗熙宁10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18年（1077年～1148年），其云祖父时背子尚未流行。其认为男服背子从武士服半臂而来，本来是不合礼制的，但是后来大家渐服背子，大观间犹「冠帽用背子」，现在连这个戴冠的习俗都没有了。而此时背子应该已不是半臂的长度，而是长袖。

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有类似记载，应自《石林防语》出，但其云：「背子，本半臂，武士服。古礼士人只系勒帛，盖有垂绅之意，后有勒帛不便于摺笏，故稍易背子。然须用上襟掖下与背皆垂带，大观间未之有改，近背子又引为长袖，与半臂制已不同，士人而衣武士服，恬不为异流，俗使然乎？」其语意似指，大观间士人所服之背子仍如半臂这种短袖的衣物。

穿背子服三年之丧，在南宋也有记载，《宋史》：「孝宗居忧，再定三年之制。……三年之内，禁中常服布巾、布衫、布背子。」是为守三年之丧时的禁中常服。

至于皇帝日常穿著，《宋史‧服舆志》记载宁宗嘉定四年的讲筵之制：「后殿早讲，皇帝服帽、红袍、玉束带，讲读官公服繫鞋；晚讲，皇帝服头巾、背子，讲官易便服。」可知褙子至南宋时的流行，皇帝也当便服穿著。

这在《朱子语类》中也可以看到相关记载：「见说国初之时，至尊常时禁中，常只裹帽著背子，不知是如何。又见前辈说，前辈子弟，平时家居，皆裹帽著背，不裹帽便为非礼。出门皆须且冠带。今皆失了。从来人主常朝，君臣皆公服。孝宗简便，平时著背；常朝引见臣下，只是叙衫。今遂以为常。如讲筵早朝是公服，晚朝亦是叙衫。」本来常朝皆须穿公服，后来孝宗开的例子，平时著背子。

凉衫其实也不是很正式，《宋史‧服舆志》记载：「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曮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涂许服外，馀不得服。若便服，许用紫衫。自后，凉衫祗用为凶服矣。」

一样是《宋史‧服舆志》提到：「渡江以来，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紫衫为戎服，称为「紫窄衫」，绍兴26年废止，于是士大夫改服凉衫，凉衫形制如紫衫，只是颜色是白的，又称白衫。乾道初，凉衫被批评有似凶服，但是大家贪图方便，禁止不了，建议便服仍存紫衫。凉衫除了在路上骑马可以穿之外，其他时候不淮穿，后来，凉衫就只做凶服使用。

由这时间点推知，程端蒙提倡此建议的时间段，大概在绍兴26年到乾道初年，紫衫废止、凉衫取而代之，二者均为便服。而褙子在便服中，正式性比凉衫还要低。

方岳（1199～1262年），字巨山，生于南宋宁宗庆元5年，卒于理宗景定3年，绍定五年进士，淳右中，以工部郎官充任赵葵淮南幕中参议官，后调知南康军，《山房随笔》所载之事，应在淳右中。「席上太守及诸公祇服褙子，文龙以绿袍居座末。」邓文龙故意将托子弄到地上，席上诸公笑他失礼，他回应：「先生衩衣，学生落托。」聚会应当穿著正式服装，邓文龙著袍服，正式性高于褙子，学生落托既然被说失礼，那麽先生聚会时，穿著褙子这类两侧开衩的便服，也谈不上守礼。

依循男装褙子是便服的思维看来，这才能理解为什麽，《三才会图》会说：「褙子，即今之披风。」因为披风也是便服，二者别只是在于披风以半领为主，用繫带或玉花扣固定。《朱氏舜水谈绮》：「（披风）造衣帛及色与道服同，但披风对衿而无镶边……膺有纽扣，用玉作花样，或用小带亦可。」

褙子一词在明代笔记小说中，仍用来描述男装。《警世通言》以当代为背景故事中，描述一个苗大官人的打扮是：「背繫带砖项头巾，著斗花青罗褙子，腰繫袜头裆裤，脚穿时样丝鞋。」此处指的「斗花青罗褙子」，可能就是披风了。

而明代女装，后来也发展出披风，同样是便服。这发展脉络，应当就是继承了男服褙子到披风，都是便服的概念而来。

《格致镜原》引《中华古今注》即有「背子」的文献，载：「背子，隋大业末，炀帝宫人、百官母妻等，绯罗蹙金飞凤背子，以为朝服，及礼见宾客、舅姑之长服也。」

女装背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是做为朝服，礼见宾客的长服（常服）。这个礼服、常服的等级，在历史上其实没有很大的变动。最明确描述背子在女子服饰等级的是《宋史》：

《宋史》：「公主笄礼。年十五，虽未议下嫁，亦笄......其裙背、大袖长裙、褕翟之衣，各设于椸，陈下庭；冠笄、冠朵、九翬四凤冠，各置于盘，蒙以帕。」这冠礼设计，史载：「皇太子冠仪，嚐行于大中祥符之八年，徽宗亲製《冠礼沿革》十一卷，命仪礼局仿以编次。」这套制度，在大观二年（1108年）十一月颁行，褙子用在公主的笄礼一加。

同样记载晨昏定省，须穿背子的还有《宋会要辑稿．后妃》的纪录：「钦圣宪肃皇后……哲宗晨昏定省，乃必衣背子见之。一日，偶供不逮，止服常服，乃逊谢不已。或曰：『母见子何过恭？』后曰：『子虽幼，君也；母虽尊，以幔礼见君，可乎？』」

钦圣宪肃皇后为向太后（宋神宗皇后），在哲宗晨昏定省的时候，向太后一定要「衣背子见之」，如果只有穿「常服」，那麽她就会自责而请罪不已。有人认为母亲见自己的儿子，何必这麽恭谦，向太后却认为，即便哲宗年幼，依然是国君，不宜用轻慢的礼仪见国君。可见「背子」在当时的正式性，是高于常服的 。

同样是向太后的记载，李廌（1059年～1109年，仁宗嘉右4年-徽宗大观3年）《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记述「今年上元，吕丞相夫人禁中侍中侍宴」的情况，这显然是相当隆重的宴会，「独以上相之夫人，得奉觞进于二圣。馀执政命妇，则并立副阶上，北嚮罗拜。」

此时，「皇后、皇太后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衣黄背子衣，无华彩。太妃及中宫皆镂金云月冠，前后亦白玉龙簪，而饰以北珠，衣红背子，皆以珠为饰。」这是上元节在皇宫内赐宴外命妇的景象，穿的还是褙子。

明承宋制，褙子也是作为礼服的面貌出现，但是在这裡的褙子，应当是作为大衫、霞帔的配套组合，衬于鞠衣之下，恰符合褙子从中单之制而来的概念。《明史．舆服志》言：「四䙆袄子，即褙子。」

而褙子作为礼服，在明代有详细的纹样绣花规定，当然霞帔、大袖衫、首饰各种都有详细规定，单就褙子上的纹样，整理如下：

一品、二品，霞帔、褙子，俱用深青色，褙子上施金綉云霞翟文

三品、四品，褙子上施金綉云霞孔雀文

五品，褙子上施云霞鸳鸯文

六品、七品，褙子上施云霞练鹊文

八品、九品，褙子上綉摘枝团花

《明史．舆服志》又记载：「内外官亲属冠服……品官祖母及母、与子孙同居亲弟侄妇女礼服，合以本官所居官职品级，通用漆纱珠翠庆云冠，本品衫，霞帔、褙子，缘襈袄裙……品官次妻，许用本品珠翠庆云冠、褙子为礼服。销金阔领、长袄长裙为常服。」官员正妻可用大衫霞帔，次妻礼服则单用褙子，无大衫霞帔。褙子不仅可与大衫搭配，也有单独作为礼服使用的。这个制度的设计，跟这与朱熹主张的：「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众妾则假紒、背子。」的概念是一致的。

然而《大明会典》则记载：「（洪武）五年、令凡民间妇人礼服、惟用紫染色絁。……凡女子在室者、服饰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钗，珠头(上髟下巾)。窄袖褙子。」这段文献，有人主张是，将窄袖褙子制定为在室女子的礼服，也有认为是对在室女子日常服饰的规定，在此不深究。

因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女装褙子的隆重度，一直是不低的。

但现在往往会有一个错误印象，认为褙子只是日常穿著，这原因有三：

朱熹认为没问题的服饰，就是所谓的圣贤法服：「朝玄端，夕深衣」、「衣裳、佩玉」。然而现实是，朱熹批评的胡服们，才是当时服饰的主流。

所以这个「背子本婢妾之服」，放在这个语境来讲，就可以知道缘起不是重点，是朱熹看不惯大家都穿背子，而有此言。至于到底哪朝哪代的背子是婢妾之服，其实并不可考，也非宋朝的状况，更非女装褙子的等级。

论者还很喜欢引《东京梦华录》这条来认为，褙子之流行，下至三姑六婆也都日常穿著。其云：

明人熊龙峰有笔记小说〈苏长公章台柳传〉，写到苏东坡遇上章台柳这位妓女，席上戏言：「我今日出个题目与你做一篇，若做得好，纳了花冠褙子，便与你从良嫁人去，敢是我就娶了你。」不知是明朝人借用宋代背景而已，还是根据宋代笔记小说改编，无论如何，从这故事中，可以显见褙子的礼服性质。[3]

真正明确看到舆服制度鬆散，是南宋理宗朝的事情，耐得翁《都城纪胜》载：

但是要注意到，这是两个节庆：一个是寒食节，一个是中秋节，此时穿著大衣背子，其实是带有后世吉服性质的。[4]虽然开沽新酒的游街，但是这种滥用，明显有场合或节日，而非日常穿著。

《大明会典》又记载：「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这是延续元代的制度。参照明代顾起元（1565年－1628年）《客座赘语》所言：「（明）太祖立富乐院于干道桥……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可见这个制度确实施行。

然而，这种是一种针对娼妓做的规定，限制其所服褙子的颜色，不宜与其他妇女的服装规定一併讨论。

据南宋谢维新《合璧事类》卷三十五《背子》条记载：「背子本半臂武士服。古礼士人只系勒帛，盖有垂绅之意，后有勒帛不便于搢笏，故稍易背子，然需用上襟、腋下与背皆垂带。」

因为《合璧事类》中有「腋下与背皆垂带」，所以黄能福书中云：「在腋下和背后缀有带子的样式」。陆游《老学庵笔记》言：「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带。长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则谓之不敬。至蔡太师为相，始去勒帛。」著褙子时本有勒帛，后去之，散腰穿著，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对宋制褙子的普遍印象。

岳珂《桯史》卷五「宣和服妖」条说：京城中「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这种便服不施衿纽的现象，被认为是服妖，而且影响力极大，没多久「通国皆服之」。而南宋女服可能承此风气，衣物不施衿纽，乃至连背子也不用繫带了。

虽然都是北宋末、南宋初的纪录，但是服妖现象，在黄昇墓的衣物中颇能体现。除了衣物不施繫带外，就连她的霞帔纹饰也是「服妖」。陆游《老学庵笔记》记：「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球、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而靖康纪元，果止一年，盖服妖也。」黄昇墓出土的霞帔，上面所绣的花卉，正是「一年景」。[7]

而黄昇墓的衣物，其实也呈现出衫袄与背子二分的现象，《福州南宋黄昇墓》[8]报告，在归类时早已呈现这几类衣物的不同，衣物表格分为：袍类、夹衣（袄子）、单衣（衫子）。袍类下分广袖袍（大衣）5件，衣长在115-122之间，窄袖袍（背子）4件，衣长分别是112、120、123、131。而夹衣单衣的长度，多在60-70公分，最长不过80公分，与背子有明显的差距。

另外，褙子和衫子除了型态上的差距，还有层次上的差异，褙子不单穿，必穿于衫袄之外，为第三层的衣物，所以黄昇墓出土褙子的胸宽平舖，在48-54之间，至于衫袄则多数在41-48之间。

试想一下，女装褙子作为礼服，裡头不穿衫袄，单一个抹胸，可有礼服的庄重性而言？另外在工艺上，背子也与衫袄不同，从黄昇墓报告中就可以看到这二者的差距：

而若黄昇墓的窄袖袍真的等于褙子，那麽女服褙子衣物长度应该是有个范围，大概在脚踝附近，露个裙边，或是完全覆盖裙子，都算在列。因为黄昇有160公分，而褙子长度与周瑀墓的差不多。

黄能福先生在《中华服饰七千年》书中，将全缘边，衣长93公分的直领对襟衣物称为「对襟旋袄」，而将领襟缘边，衣长到105公分的直领对襟衣物，称为「褙子」，其分类大抵就是依照其主张：「宋代女子所穿褙子，初期短小，后来加长，发展为袖大于衫、长与裙齐的标淮格式。」而来。

当然这8公分的衣长差距，尚感觉不足以展现出褙子与衫子的区别，周氏墓有出土120公分衣长的直领对襟衣物，现在于中国丝绸博物馆展出，那个应当才符合文献对于褙子的描述。

明承宋制，重订舆服制度，明代的命妇冠服，在《中东宫冠服》就提到，四䙆袄子又称褙子，深青色，窄袖，直领对襟（衣襟无中缝），穿著时以左襟向右掩，形成大襟右衽的效果。乍看之下形貌略异，其结构与宋制背子无二，只有交穿、对穿之别而已。

至于品官祖母及母等，则合以本官所居官职品级的服饰为礼服，包括ˋ：「本品衫，霞帔、褙子，缘襈袄裙。」而「品官次妻，许用本品珠翠庆云冠、褙子为礼服。销金阔领、长袄长裙为常服。」褙子在品官次妻的规定中，取代了大衫的地位，成为礼服。

然而这套制度后来就废止不用，作为礼服的女装褙子，就此消亡。

当然，直领对襟的第三层衣物，并没有就此消失，至晚明发展出的披风，《三才会图》云：「褙子，即今之披风。」这句话，对，也不对。如果就男装褙子为便服的概念，一路发展而来，确实有可能将褙子与披风画上等号。

女装作为礼服的褙子，随礼制的更动消亡，确实女装褙子消失了。后来披风出现，作为女装便服，这个概念非一路继承而来，而是由男装横移而来。所以女装披风与褙子，不宜贸然划上等号。

唐代与南宋的褙子形象，都各自清晰。但是如何从短小的背子，发展到长垂足的样貌，这期间的纪载，可说是众说纷纭。

而在壁画中，可以看到北宋李守贵墓伎乐图，也有褙子的形象，时间在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只是墓中其他形象，还是以穿直领对襟衫子居多，可见在此时，褙子虽有，但不普及。河南省新密市平陌村宋墓壁画，时间在大观二年（1108年），壁画中也褙子的形象。

但是很微妙的是，可能在稍早之前，高承（神宗元丰8年，1085年）《事物纪原‧衣裘带服‧背子》引《实录》云:「秦二世诏衫子上朝服加背子，其制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今又长与裙齐，而袖纔宽于衫。」秦二世这时间点当然是穿凿附会，但是其对于背子的外型描述是「袖短于衫，身与衫齐而大袖」。

而书中《冠冕首饰‧半臂》条又提到：「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即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绰子，士人竞服。」又将半臂和背子画上等号，那麽，这是要描述，此时的褙子袖短，接近半臂的长度吗？还是女装褙子的发展早于男装？

但是在文献中，褙子确实到了北宋末期，都还有半臂的形象。《萍洲可谈》（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记载：「广州杂俗，妇人强，男子弱，妇人十八九戴乌丝髻，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有人解读是因为广州地处边陲，风气开放，所以这是当地特有的奇装异服：「对比唐代来说，宋代中原人对封建礼教观念已很重视，但岭南却仍很淡薄，男尊女卑并不明显……这些短袖女装在当时来说，内地人必称之为『奇装异服』的。」[11]

因为同样是宣和年间的事情，《大宋宣和遗事》写道：「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是时底王孙、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汉，都是了顶背带头巾，窣地长背子，宽口袴」，这是汴京承的风光，不分男女，此时穿的背子已经明确是「窣地长背子」了，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垂至足的直领对襟长衣。[12]

所以应该在宣和年间，长背子的形象已经大抵固定，《演繁露》提到：「长背子，古无之，或云出宣政间，然小说载苏文忠襌衣衬朝服，即在宣政之前矣。」苏轼生于仁宗景右3年，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活动时间主要在神宗、哲宗之间，对照图像资料，《演繁露》说法确实无误。

当然也可能更早，因为朱熹在《朱子家语》中说的：「见说国初之时，至尊常时禁中，常只裹帽著背子，不知是如何？」这个国初不知初到多早，褙子的形象是哪种，则未必一致。

服装的发展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从唐代短小的背子，发展到宋代长垂至足的褙子，应当有个递嬗、替代的过程，以目前比较具体明确资料看来，可能是在哲宗朝开始。

在此大胆猜想，也许这过程中，有两种以上的衣物型态并存的可能，所以在描述背子的时候，必须要多加一些描述，以釐清衣物特徵，如「衣皂半臂，谓之游街背子」、「窣地长背子」，而后长背子完全风行的时候，这种描述就减少了。

至于盘领交襟式，感觉更像是对于文献句读上的歧异。此于出于陆游《老学庵笔记》，其云：

[2] 而这段话到了《宋史》中变成：「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绦罗，盖与臣下不异。」因为《文献通考》写著「红罗生色为领」、又「背子用红罗」，于是《宋史》就合併写成「背子、生色领」，但是《宋史》成书在《文献通考》之后，此条出处可能就是《文献通考》而来，而原出处并无生色领这一形制，只是针对领子纹样多做描述。

如《武林旧事》提到公主出嫁时的衣物，有：「真珠大衣、背子」，说的是领子上装饰有珍珠的大袖衫和背子，另外还有「真珠翠领四时衣服」，这裡的「真珠翠领」就同「生色领」一样，是针对衣物领缘的描述。

这种对于领、袖专门描写的文字，在《大明会典》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写的是四夷舞士，但是不妨碍分析句子）：「青罗生色画衣大袖衫、红生色领袖。.....蓝青生色云肩、红结子。」大袖衫是青罗为主色，上面是绘有生色花卉纹样的；领子、袖子则用红色，上面也有生色花；云肩也是用生色花。因为作为服装，特别是礼服，领缘修饰是极重要的，所以特意描述。

[3] 熊龙峰为建阳地区的书坊主，约生于万曆年间，而熊氏家族在南宋便是以刻书起家。（黄碧玉 《熊龙峰通俗文学出版文化研究》，2011-08-30，高雄：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4] 《朱子语类》：因言服制之变：『前辈无著背子者，虽妇人亦无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纱帽、皂衫、革带，无此则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问：『妇人不著背子，则何服？』曰：「大衣。」问：『大衣，非命妇亦可服否？』曰：『可。』」又言：「或曰：『苍梧杂志载「背子」，近年方有，旧时无之。只汗衫袄子上便著公服。女人无背，只是大衣。命妇只有横帔、直帔之异尔。』」

[5] 扬眉剑舞《回到唐朝需要淮备几件衣服？（二）女装篇》有详细考据，此不赘述。

[6] 〈南宋金坛周瑀墓〉，《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7] 黄能福等 《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9。上文周瑀墓褙子，下文周氏墓袄子、褙子均引自此。

[8] 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3。

[9] 傅伯星《大宋衣冠──图说宋人服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

[10] 依次：金 明昌4年（1193年）朱俊少氏对坐图 陕西省甘泉县袁庄村金墓；金明昌6年（1195年）山西省汾阳市东龙关村金代家族墓5号墓；金~元河南禹州市坡街村墓壁画；将乐县光明乡元墓壁画；河南登封王上村元墓壁画。引自徐光冀主编《中国壁画出土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下文壁画亦同出处。

[11] 广州文史──市井风情悟商情 ： http://www.gzzxws.gov.cn/qxws/yxws/yxzj/yx1/200906/t20090616_12885.htm

[12] 有版本将「佳人」写做「伎人」，在此根据《新编宣和遗事．前集》宋刻本，用佳人。